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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章 皇权的悲哀是人治而不是法治！
陈寒笑着说道：“在正统元年侥幸躲过了文官接管的北方边境地区，并没有熬多久，很快也被文职官员接管。
当时巡抚和总督被任命管理边境军镇和军区，他们设置了一系列的新机构，使都指挥使沦为他们的副手或者下属。
事实上，从那之后，很少武将被任命为都指挥使。在边境地区的高级军官通常被任命为都指挥同知或都指挥佥事。
这项职务被称作‘总兵’，这是一个与地区行政官员完全不同的位置。
而在领兵作战时，也通常由一名文官为先，武将在后的配置出现。
在正统年间的一次农民起义中，这样的配置可充分体现。
话说正统十四年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潘村人黄萧养，从广州大牢越狱，举旗反明，义军达十万余人。他们进攻广州城，杀死镇守的安乡伯张安，自称顺民天王，年号东阳。
次年，朝廷派右佥都御史杨信民、都指挥同知董兴率军镇压。
此时的文武已经完全失衡，本应作为一省军方最高指挥的都指挥同知，乃是从一品大员，却只能沦为从三品的文职官员佥都御史的副手。
这样的调整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，导致文武失衡。”
朱元璋听了之后，只感觉愤怒异常。
后辈儿孙如此做法，岂能不助长文官的嚣张气焰？
难怪文官们个个都起飞，原来是这样一步一步演化而来。
陈寒此时也是很感慨的说道，“我们中国人信奉易经，也信奉中庸之道，与西方人所信奉的二分法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从来不把一件事情分成好与坏两种。
而是认为在好与坏中间，还有一道灰色地带。
在权力圈也一样，内阁文官和太监之间针锋相对，不是单纯的好与坏，完全得看皇帝这道灰色地带，如何协调。
皇帝如果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，太监们的迎合以及内阁大臣的迎合，都会使他偏离原本的道路。
皇帝要是有作为有魄力，内阁和太监们都得老实。
要是不信，让太监和大臣去忽悠一下朱元璋试试，借他们十个胆都不敢。
易经里讲征兆，而有很多征兆也在警醒着宣宗。
宣宗皇帝利用太监来制衡百官的时候，文官们夹起尾巴做人，太监日渐嚣张的时候就应该明白，有一天失去平衡的时候，总有一方是要独占鳌头的。
他享受的是最好的皇家教育，他的父亲仁宗虽然当皇帝不到一年，但是明仁宗在辅佐永乐大帝之时所创造出来的繁荣，他应当历历在目。
甚至宣宗皇帝自己，还是永乐大帝亲自带大的。
他应该看到了永乐大帝是如何掌控权力的，但到他这里，他却要放任太监与文官进行斗争。
他怠政是一方面，第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
他明知太监不是正常人，终有一天会反噬，但就是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是被反噬的那个人。
这样的人放到如今也一大把，有些人没有暴富前看到暴发户败家，就说自己一定不会这样，可是轮到他暴富的时候，也一样败家。
就像他的爷爷宠爱他一样，宣宗将朱祁镇带在自己的身边跟大臣进行朝会。
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朱祁镇学会的就只能是利用太监和内阁斗争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。
那时候宣宗就应该有所警醒，如果自己的儿子掌控不了太复杂的局面怎么办？
如果这时候采取一点措施补救，说不定还来得及，可宣宗依旧没有醒来。
老天爷已经给了如此多的提示，宣宗却完美的错过，只能说这是他自己作死。
果不其然，朱祁镇登基不久，王振掌权，他一战败光了洪武大帝、永乐大帝、仁宗、宣宗所有的积蓄，导致能征惯战的武将一锅全部给端掉。
灭安南的四朝元老英国公张辅，七十五岁的高龄却跟着朱祁镇这种废物战死在土木堡，一大批靖难功勋战死，从此功勋武将再也不能制衡文官。
之后在于谦的主导之下，文官掌控的兵部把调兵权从五军都督府抢过来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再也没有可以制衡文官的条件。”
陈寒在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实在是意难平。
因为明朝寄托了整个汉人最后的希望，明朝风骨那样的令人钦佩，可是在这中间却又出现了如此多千奇百怪，令人气愤之事。
皇帝不务正业，太监乱权，文官不像文官，只会追逐权力，少有的几个想做大事，却处处掣肘。
整个文人士大夫大多数处于病态，太监更是飞扬跋扈。
百姓在这当中过的是生不如死，
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义起家灭掉元朝的，然而他的王朝却也因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而被覆灭，简直是一个笑话，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
陈寒在说完了这番话之后，大家伙都沉默了。
接着陈寒又说道：“不过相比较于军机处，我还是比较认同内阁的。
军机处那种机制，的确能够把皇权加到顶峰。
但那是满清的异族统治导致，军机处里边的所有大臣都是奴才。
满清皇帝甚至用跪受笔录这种屈辱性的礼节磋磨文人。
更用高压迫使汉人成为了他们满人的奴才，这大大的钳制了百姓的创造力，同时更阻碍民族向前发展的可能性。
而从历史的走向来看，清朝皇权达到巅峰之后，再也没有文化事业上的发展，科技发展更没有，整个王朝死气沉沉，就可见一斑。
而明朝的内阁那些文官士大夫，的确追名逐利之辈有之，然而真正为国为民者也有。
自古皇权之下的大臣无非就是这两样，但总体而言明朝的士大夫，也的确保持了傲骨嶙峋的风骨。
就连朱允炆那样的皇帝，他的那些文官臣子们虽然迂腐，但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也依旧根植于他们的心底，殉国者不少。
到了崇祯时期，国破家亡之时，有水太凉钱谦益之流，却也有倪元璐为国殉难这等高洁之士。
就连崇祯本人，治国不行，但披发遮脸自尽，也算得上是条汉子。
总之一句话，制度没有错，错的是人，只要是人治，人的欲望就会凌驾于律法。
但悲哀的是，皇权时代是不可能出现法治的。
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极度依赖英明之主，一旦皇帝懈怠，就给了文人士大夫和太监专权弄权的可能性。
说到底是个人的私欲膨胀。
很多皇帝既想要享受，又不允许权力下放，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道理他们不懂。”
……
求追读！
(本章完)
陈寒笑着说道：“在正统元年侥幸躲过了文官接管的北方边境地区，并没有熬多久，很快也被文职官员接管。
当时巡抚和总督被任命管理边境军镇和军区，他们设置了一系列的新机构，使都指挥使沦为他们的副手或者下属。
事实上，从那之后，很少武将被任命为都指挥使。在边境地区的高级军官通常被任命为都指挥同知或都指挥佥事。
这项职务被称作‘总兵’，这是一个与地区行政官员完全不同的位置。
而在领兵作战时，也通常由一名文官为先，武将在后的配置出现。
在正统年间的一次农民起义中，这样的配置可充分体现。
话说正统十四年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潘村人黄萧养，从广州大牢越狱，举旗反明，义军达十万余人。他们进攻广州城，杀死镇守的安乡伯张安，自称顺民天王，年号东阳。
次年，朝廷派右佥都御史杨信民、都指挥同知董兴率军镇压。
此时的文武已经完全失衡，本应作为一省军方最高指挥的都指挥同知，乃是从一品大员，却只能沦为从三品的文职官员佥都御史的副手。
这样的调整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，导致文武失衡。”
朱元璋听了之后，只感觉愤怒异常。
后辈儿孙如此做法，岂能不助长文官的嚣张气焰？
难怪文官们个个都起飞，原来是这样一步一步演化而来。
陈寒此时也是很感慨的说道，“我们中国人信奉易经，也信奉中庸之道，与西方人所信奉的二分法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从来不把一件事情分成好与坏两种。
而是认为在好与坏中间，还有一道灰色地带。
在权力圈也一样，内阁文官和太监之间针锋相对，不是单纯的好与坏，完全得看皇帝这道灰色地带，如何协调。
皇帝如果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，太监们的迎合以及内阁大臣的迎合，都会使他偏离原本的道路。
皇帝要是有作为有魄力，内阁和太监们都得老实。
要是不信，让太监和大臣去忽悠一下朱元璋试试，借他们十个胆都不敢。
易经里讲征兆，而有很多征兆也在警醒着宣宗。
宣宗皇帝利用太监来制衡百官的时候，文官们夹起尾巴做人，太监日渐嚣张的时候就应该明白，有一天失去平衡的时候，总有一方是要独占鳌头的。
他享受的是最好的皇家教育，他的父亲仁宗虽然当皇帝不到一年，但是明仁宗在辅佐永乐大帝之时所创造出来的繁荣，他应当历历在目。
甚至宣宗皇帝自己，还是永乐大帝亲自带大的。
他应该看到了永乐大帝是如何掌控权力的，但到他这里，他却要放任太监与文官进行斗争。
他怠政是一方面，第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
他明知太监不是正常人，终有一天会反噬，但就是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是被反噬的那个人。
这样的人放到如今也一大把，有些人没有暴富前看到暴发户败家，就说自己一定不会这样，可是轮到他暴富的时候，也一样败家。
就像他的爷爷宠爱他一样，宣宗将朱祁镇带在自己的身边跟大臣进行朝会。
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朱祁镇学会的就只能是利用太监和内阁斗争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。
那时候宣宗就应该有所警醒，如果自己的儿子掌控不了太复杂的局面怎么办？
如果这时候采取一点措施补救，说不定还来得及，可宣宗依旧没有醒来。
老天爷已经给了如此多的提示，宣宗却完美的错过，只能说这是他自己作死。
果不其然，朱祁镇登基不久，王振掌权，他一战败光了洪武大帝、永乐大帝、仁宗、宣宗所有的积蓄，导致能征惯战的武将一锅全部给端掉。
灭安南的四朝元老英国公张辅，七十五岁的高龄却跟着朱祁镇这种废物战死在土木堡，一大批靖难功勋战死，从此功勋武将再也不能制衡文官。
之后在于谦的主导之下，文官掌控的兵部把调兵权从五军都督府抢过来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再也没有可以制衡文官的条件。”
陈寒在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实在是意难平。
因为明朝寄托了整个汉人最后的希望，明朝风骨那样的令人钦佩，可是在这中间却又出现了如此多千奇百怪，令人气愤之事。
皇帝不务正业，太监乱权，文官不像文官，只会追逐权力，少有的几个想做大事，却处处掣肘。
整个文人士大夫大多数处于病态，太监更是飞扬跋扈。
百姓在这当中过的是生不如死，
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义起家灭掉元朝的，然而他的王朝却也因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而被覆灭，简直是一个笑话，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
陈寒在说完了这番话之后，大家伙都沉默了。
接着陈寒又说道：“不过相比较于军机处，我还是比较认同内阁的。
军机处那种机制，的确能够把皇权加到顶峰。
但那是满清的异族统治导致，军机处里边的所有大臣都是奴才。
满清皇帝甚至用跪受笔录这种屈辱性的礼节磋磨文人。
更用高压迫使汉人成为了他们满人的奴才，这大大的钳制了百姓的创造力，同时更阻碍民族向前发展的可能性。
而从历史的走向来看，清朝皇权达到巅峰之后，再也没有文化事业上的发展，科技发展更没有，整个王朝死气沉沉，就可见一斑。
而明朝的内阁那些文官士大夫，的确追名逐利之辈有之，然而真正为国为民者也有。
自古皇权之下的大臣无非就是这两样，但总体而言明朝的士大夫，也的确保持了傲骨嶙峋的风骨。
就连朱允炆那样的皇帝，他的那些文官臣子们虽然迂腐，但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也依旧根植于他们的心底，殉国者不少。
到了崇祯时期，国破家亡之时，有水太凉钱谦益之流，却也有倪元璐为国殉难这等高洁之士。
就连崇祯本人，治国不行，但披发遮脸自尽，也算得上是条汉子。
总之一句话，制度没有错，错的是人，只要是人治，人的欲望就会凌驾于律法。
但悲哀的是，皇权时代是不可能出现法治的。
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极度依赖英明之主，一旦皇帝懈怠，就给了文人士大夫和太监专权弄权的可能性。
说到底是个人的私欲膨胀。
很多皇帝既想要享受，又不允许权力下放，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道理他们不懂。”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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